非自然叙事学新动态与当代文学批评：布赖恩·理查森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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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布赖恩·理查森，美国马里兰大学英语系教授，前国际叙事学学会和美国约瑟夫·康拉德学会主席，非自然叙事学的创始人，是20世纪文学、现代戏剧诗学和叙事学研究的领军学者，他著述丰厚，最新著作是2015年出版的《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2016年12月，本文作者受《外国文学研究》的委托，在马里兰大学英语系访学期间对理查森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本访谈主要就非自然叙事学的发展动态这一问题采访了理查森教授。访谈在详细地阐述了非自然叙事学相关核心概念和基本术语之后，还论述了非自然叙事学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关系，尤其是探讨了非自然叙事学对文学在伦理、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中的作用；最后，访谈还展望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批评，探讨了未来非自然叙事学的发展态势和方向。

作者简介

李敏锐，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和当代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华中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出国访学项目成果之一。

李敏锐（以下简称李）：首先，我想对您2015年出版的新著《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以下简称《非自然叙事》）①表达最诚挚的祝贺，它也是叙事学界的一个重要贡献。迄今为止，您已经著述或编辑出版了7部有关叙事理论的书籍，其他的诸如1997年的《不可能的故事：现代叙事的因果关系与本质》（Unlikely Stories: Causality and the Nature of Modern Narrative）（以下简称《不可能的故事》）、2002年的《叙事动力：关于时间、情节、结局和框架的论文集》（Narrative Dynamics: Essays on Time, Plot, Closure, and Frames）、2006年的《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叙述》（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以下简称《非自然的声音》）、2008年的《叙事开端：理论与实践》（Narrative Beginnings: Theories and Practice）、2012年的《叙事理论：核心概念和批评探讨》（Narrative Theory: 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2013年的《非自然叙事诗学》（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在这些著作中您最喜欢或者说最满意的是哪一部呢？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

布赖恩·理查森（以下简称理查森）：我的第一部书《不可能的故事》主要是关于虚构世界、人物或读者对虚构世界中的事件的阐释、以及他们所居住的故事世界本身。在此部书中，我特别关注到后现代叙事中的非自然世界。我的第二部专著《非自然的声音》探讨了叙事中不寻常的叙述行为和不可能的叙述者。我目前正在撰写一部新著《叙事的开端、中部、结尾和其他》（Narrative Beginnings, Middles, Endings and Beyond），将进一步对故事本身进行讨论，探讨故事是如何构成和展开的。为此，本书为虚构世界、叙述和故事等相关理论提供了相应基础和支撑。在《叙事理论：核心概念和批评探讨》中，我对诸如作者和叙述者、故事和时间性、叙事空间、人物、读者和接受以及叙事和美学价值表达了我个人的观点或看法。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我发现了一种不同的批评方法以此来应对反摹仿的、非自然的叙事。在我的新书《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中正是探讨了这类作品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一直以来，我所编辑的那些文集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朝这一宏大目标努力，《非自然叙事诗学》一书尤为如此。既然每一部书都是单一的某个方面，为此很难选择其中一部说是我最喜欢或最满意的；如果非要选择的话，我想应该是我正在撰写的这一部吧。

李：总体来说，在您所有著作中，这部新作《非自然叙事》似乎包罗了您对非自然叙事的所有思考，这是您对非自然叙事确定性的、或者说总结性的阐述吗？与您获得2008年“帕金斯奖”的著作《非自然的声音》相比，您能阐述一下它们之间的异同吗？

理查森：《非自然叙事》是一部理论概览，它涵盖了叙事理论的诸多方面。在第33至36页中，我总结了原来在《非自然的声音》中发现和探讨过的有关叙述方面的观点。

李：的确如此。在近些年来，您一直致力于不可能的、矛盾的叙述，要不就是后人类的叙述行为，甚至无叙述者叙述。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实验小说发生兴趣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始终推动您在这一领域耕耘？

理查森：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就开始学习叙事理论。80年代初期，通过研究贝克特、新小说作家和拉丁美洲小说家，我更好地理解了实验小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延伸了过去的叙事研究，例如叙述者、人物、时间、情节和结局。过去几乎没有叙事理论对这一类作品进行阐述，因此我开始思考一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

李：毋庸置疑，这是一件艰难却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谈到非自然叙事理论，您是怎么理解、区分这些相关术语的，例如“非自然、非自然叙事和非自然叙事学”，或者几组相关概念，例如“非自然和非-自然（unnatural and non-natural），反摹仿和非-摹仿 （antimimetic and nonmimetic），以及另叙述和否叙述（denarration and disnarration）”？

理查森：的确，它非常艰难但也很有价值和意义。于我而言，“非自然”意味着“反摹仿”，即“事件、人物、情境或者结构违反了非虚构叙事的假设，违背了摹仿期待和现实主义惯例，违抗了既定的文类规约等”；“非自然叙事”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摹仿事件、人物或者结构”；而“非自然叙事学”就是“对形形色色的非自然叙事实践进行系统研究和理论化”。

我所指的那些“摹仿叙事”，就是指那些非虚构叙事作品。摹仿叙事作品试图以一种可以辨认的方式描绘我们的世界，谋求真实或逼真这也是所有叙事作品的传统目标。然而，“非自然叙事”包含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摹仿”事件、人物、情境或者结构。所谓“反摹仿”，正如上面提到的，是指那些违反了非虚构叙事假设的再现。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区分“反摹仿”和“非-摹仿”：“非摹仿叙事”，或者称为“非现实主义叙事”（nonrealist），例如童话故事，它们采用的是一贯的平行世界和既定规约，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仅仅是给摹仿现实世界的摹仿叙事增添了一些超自然的元素而已。

至于“另叙述”，它是指一个叙述者“擦除”（erase）他或她一直在建构的虚构世界的事情，其方式就是指出这些事情是假的。例如，在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1981）中，叙述者写道，“说实话，针对喜娃的死亡我是撒了谎的！”（427）②然而，这与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所提出的“否叙述”是有区别的：它指的是叙述者陈述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例如，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在其名著《名利场》（Vanity Fair,1848）中写道，“如果罗登·克罗莱彼时一直处那儿，而不是在夜总会提心吊胆地喝红酒，这俩人可能就已经跪伏在这老妪面前了”（146）。或者，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简言之，“他没有回家去而是……”

李：至于“非自然”这一术语，有些叙事学家是对此有所保留意见的，或者偏向于其他术语，莫妮卡·弗鲁德尼克教授（Monika Fludernik）便是其中之一。2012年，她在其论文“‘非自然叙事学’有多自然；抑或，什么是非自然叙事学的非自然？”（How Natural is “Unnatural Narratology”; Or, What Is Unnatural about Unnatural Narratology?）中指出，“非-自然（non-natural）这一术语不仅会在不产生额外合理性问题的情况下保留对比，也会陷入二元对立之中，并以强化摹仿而不是逃离摹仿的魔掌而终结”（366）。对此，您同意诸如此类的观点吗？

理查森：完全不同意！对我来说，“非自然”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恰恰标示出了一种不同于童话故事这一传统非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偏向于一种不同于二元而是三元的模式，即包括摹仿、非-摹仿和反摹仿（非自然）三种模式。我个人认为，我所偏爱的“反摹仿”这一术语，也很容易规避弗鲁德尼克所担心的问题。

李：在您新书《非自然叙事》的第5章中，您声称“非自然叙事有着丰富、多样和广泛的历史，迄今已存在至少2500年了”（91）。换句话说，这意味着非自然叙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印度梵文和中国古典文学了。鉴于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断言非自然叙事是西方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它本身也是一代代学者不得不正视和应对的长久难题？

理查森：可以肯定地说，它当然是业已存在了近2500年的既定传统。在书中，针对非自然叙事的历史，我所讨论的大多数作家都熟悉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拉伯雷（Rabelais）和塞万提斯（Cervantes）的作品。古希腊讽刺作家卢西恩（Lucian）的作品在拉伯雷、斯威夫特（Swift）、乔伊斯（Joyce）和其他作家的文本中也有再现。这些作家一起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文学谱系，后来又有诸如斯特恩（Sterne）、果戈理（Gogol）、乔伊斯和其他众多作家对其进行了丰富。

李：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许多文学老师、学生和一些青年学者有时候会感到迷惑：他们是否有必要先掌握一定的文学理论，然后在这些理论指导之下再进行作品分析和研究？如果必须如此的话，您会推荐他们去掌握哪些理论呢？

理查森：任何人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总是会用某种概念框架。如果我们不事先掌握人物和故事结尾的理论，是很难去赞美一个故事人物或批评一个故事结尾的。我并不是要对这些理论置之不理，而是应该弄明白、审视和完善它们。在此，我很难说哪一种理论好，哪一种理论坏。但是，于我而言，叙事理论就很好用，尤其是非自然叙事理论。

李：在《非自然叙事》的第7章中，您提到了反抗文学（oppositional literature），尤其是您对反抗文学的伦理意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注。因此，非自然叙事和伦理学似乎有某种联系，能否请您阐释一下这方面的联系？

理查森：自阿里斯托芬以来，无数作家都通过运用戏仿、反讽和非自然叙事情境等手法来反对压迫机构，从而强调他们的立场。在一战后、20世纪60-70年代、甚至在当下，许多创意作家创造了各种原创性、另类的文学形式对抗压迫的政治机构、社会组织和官方话语。黑人艺术运动（The Black Arts Movement）、女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以及广泛使用了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Brechtian Verfremdungseffekt）的革命戏剧都是具有这种要求的典型例证。尽管我们看到任何形式的叙事形式都没有内在的政治倾向，但是被保守派支持的诗学和他们所信奉的政治之间有着强大的心理联系。

李：嗯，是这样的。此外，伦理学在文学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聂珍钊教授近年来也提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它旨在关注文学的教诲功能，这一批评方法对文学阅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您能否就西方的文学批评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谈一谈呢？伦理学与叙事学，尤其是与非自然叙事学之间关系又如何？

理查森：聂教授在这一课题上正在做一件非常有趣并且重要的工作。我想补充的是叙事伦理的问题也是一项十分有趣的工作，特别是当它应用于非自然叙事的研究之中。总体来说，研究的作品越是现实，它就越发适用伦理标准。然而，作品越是反现实，那就不一样了：如果死去的人物能够复活，那么谋杀的禁令就未必有效。当然，从更大范围来讲，伦理学很重要，不管虚构世界如何，凶残总是不对的。我们可能也注意到非自然的叙事作品通常重视宽容、个性、独创性和自由，尤其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正义。的确，这一重要课题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李：因为您是20世纪和当代文学批评的资深专家，能否请您为我们的青年学者开一个书单，罗列一些重要的或是较有前景的作家、作品，以供我们阅读和研究？

理查森：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詹姆斯·乔伊斯仍然有很多研究可以做，尤其是《尤利西斯》（Ulysses，1922）的后半部分。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作品也很值得挖掘。我认为，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研究仍然很有意义。从非自然叙事理论视角出发，影视界也等待我们去开发。我的另一个建议就是，用非自然叙事理论去阅读一些当代作品：当前有很多有趣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运用了非自然的叙事技巧。

李：在您的新书《非自然叙事》第1章中，您说“非自然存在于特殊事件、人物、情境和框架之中。然而，非自然叙事的不同变形对总体的叙事层面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一些文本呼吁关注自身的虚构性则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非自然性（unnaturalness）”（7）。显而易见，非自然叙事俨然已对整个世界文学产生重要影响，您能进一步阐述其对那些似乎已经过时的文学经典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文学作品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吗？

理查森：正如《哈克贝利·芬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 1884）的开端一样，一个非自然的陈述可能会瞬间打破本质上是摹仿的叙事。在开头，哈克就说自己在马克·吐温早期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Tom Sawyer, 1876）中就已存在了。这样的非自然因子在《汤姆·琼斯》（Tom Jones, 1749）以及诸如霍桑（Hawthorne）、萨克雷、特罗洛普（Trollope）和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等众多19世纪的作家作品中都同样可以找到。在许多情况下，非自然因子极大地挑战了叙事作品本体的稳定性。认知这些非自然因子和它们的影响对于我们形成一个全面、准确和充分的文学史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确实如此。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史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许多理论家正在探讨后现代主义之后又会是什么主义呢？它又会被冠以什么名称呢？

理查森：的的确确，有许多理论家正在描述后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新文学形式。这些文学形式构思很不一样，也有许多名称：后-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代表人物是罗伯特·麦克罗琳（Robert McLaughlin）和杰弗里·尼仑（Jeffrey Nealon）；变-现代主义（altermodernism），代表人物是艾莉森·吉本斯（Alison Gibbons）；跨-现代主义（cosmodernism），代表人物是克里斯蒂安·莫拉鲁（Christian Moraru）；后-反讽（post-irony），代表人物是李·康斯坦蒂努（Lee Konstantinou）；数字-现代主义（digimodernism），代表人物是艾伦·柯比（Alan Kirby）；以及最靠谱的是艾米·伊莱亚斯（Amy Elias）讨论的一种被称为互动小说（interactive fiction）的东西。“非自然叙事”是一个更大的范畴，上述的那些概念大都包含了许多非自然的叙事技巧。这些都为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叙事理论家着手有意思的研究提供了保证。

李：是的，更多有意思的工作期待着我们去做。那么您呢？在《非自然叙事》之后，你正在构思或者正在撰写其他什么书呢？如果可以的话，能否给我们简单透露一点相关信息？

理查森：目前我的主要工作是一部新书，名叫《叙事开端、中部、结尾和其他：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情节理论化》（Narrative Beginnings, Middles, Endings and Beyond: Theorizing Plot after Postmodernism），它的目标是从包括非自然叙事在内的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来考察故事的基本类型。书中基本章节涵盖了叙事的定义、开端、情节、叙事序列、时间和结尾。此外，我也正在和扬·阿尔贝（Jan Alber）合编一部书，名叫《非自然叙事，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Unnatural Narratives, 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这部书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李：哇，这些书一定会很有趣和吸引人的，我们大家都期盼能很快读到它们。理查森教授，非常感激您能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

理查森：不客气，也谢谢你提的这些好问题！

注解

【Notes】

①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2015) 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monograph on unnatural narratology in the field of narrative studies, although 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is book named after “unnatural”, but Professor Richardson indicates that it discusses many aspects of “unusual” or “unnatural” narration but not entirely a monograph on the unnatural narratives. Therefore, Unnatural Narrative is definitely the first monograph on “unnatural narrative”.

② Shiva is one of the protagonists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1981), he should have lived Saleem Sinai’s life in a wealthy family but was exchanged with Saleem in the hospital just after he was born.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Fludernik, Monika. “How Natural Is ‘Unnatural Narratology’; Or, What Is Unnatural about Unnatural Narratology?” Narrative 20 (3), 2012: 357-70.

Richardson, Bria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Rushdie, Salman. Midnight’s Childre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1.

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Vanity Fair. The Works of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The Biographical Edition. Vol 1. New York: Harpers, 1903.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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